简析史记与汉书的异同之处

发布时间:2022-09-06分类:初三辅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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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史记》是“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”,《汉书》是“中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”。《汉书》把《史记》的“本纪”省称“纪”,“列传”省称“传”,“书”改曰“志”,取消了“世家”,并入“列传”,体例较《史记》更为整齐统一。

体例内容比较

第一,《汉书》在《史记》的基础上,补充了大量的新材料、新史实,丰富了记事内容。《汉书》记载汉代的典章制度更为详细具体,多收经世之交,还增补了许多人物事迹和史实。

第二,班固对《史记》的部分篇目和内容作了调整。比《汉书》减少了几个传,对《史记》记载的内容作了一些移植删减。《汉书》新增加了《刑法志》、《五行志》、《地理志》、《艺文志》。《刑法志》第一次系统地叙述了法律制度的沿革和一些具体的律令规定。《地理志》记录了当时的郡国行政区划、历史沿革和户口数字,有关各地物产、经济发展状况、民情风俗的记载更加引人注目。《艺文志》考证了各种学术别派的源流,记录了存世的书籍,它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图书目录。

第三,《汉书》开辟了一些新的领域,扩大了史学的范围,也填补了《史记》的不足。《汉书》的“十志”是在《史记》“八书”的基础上扩展起来。

思想比较

第一,《汉书》的封建正统思想比《史记》浓。《史记》的撰述重在“究天人之际,通古今之变”,而班固的《汉书》则重在“综其行事,旁贯五经,上下洽通”。司马迁能够跳出历史看历史,能用这样一种发展的眼光看待他的写史意义,看到了历史的变化和向前发展,而班固维护汉室的正统思想非常明显。首先,《汉书》极力为汉王朝的合理性作辩解。其次,班固十分自觉地以汉臣自居,多次出现“我汉道”等语,又避明帝之纬,过分尊显汉室。《史记》也有尊汉之意,但比较弱。再次,《汉书》对下层人民的态度与《史记》迥异。又次,班固指责司马迁,认为司马迁所歌颂的朱家等人是“以匹夫之细,窃杀生之权,其罪已不容诛矣”,与司马迁的观点截然对立。最后,《汉书》虽然对统治集团的虚伪、残酷、腐朽于荒淫也有所揭露和批判,但远不如《史记》那么广泛、深刻、尖锐、彻底。

第二,《史记》有较强烈的反天道、迷信的思想,而《汉书》则有宣扬天道、迷信的内容。《史记》怀疑、否定“天道”的思想见于《伯夷列传》、《河渠书》、《儒林列传》等篇。相比之下,《汉书》则大大地倒退。

第三,最能体现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思想差异的,是《货殖》、《游侠》二传。同样论述仁义道德的产生,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都征引《管子》,司马迁则强调经济所起到的决定作用,即经济基础决定上层,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相合。相比之下,班固所谓“欲寡而事节,财足而不争”,则是迂腐的道德说教。对于游侠,司马迁倾注情感,由衷赞叹。班固他拘泥于封建道德,对游侠很少同情。

《史记》与《汉书》都出自卓绝的历史学家之手,他们都具有史家的实录精神和正义感,所以,两部史书都歌颂了爱国主义精神和民族气节。两部史书对于封建王朝的政治黑暗,帝王的荒淫、权奸的昏庸、外戚的专横都有揭露批判。不过,无论是歌颂,还是批判揭露,《汉书》都远不如《史记》的广度和力度。这不仅因为《史记》是私修,《汉书》是官修;而且决定于作者的思想。司马迁是一位具有朴素唯物思想和进步历史观的伟大思想家,而班固则是一位受封建正统思想影响极深的儒者。

风格比较

现从两书的感情色彩、叙事方法、人物刻画、语言表达四方面比较。

第一,《史记》和《汉书》都能严格遵守史家“不需美、不隐恶”的实录原则,表现出历史学家的文章道德。《史记》的爱憎感情,主观色彩相当明显,而《汉书》常常变成不动声色的客观叙述。

第二,《史记》善于叙事,笔法千变万化,不拘一格。《史记》能做到随物赋形,根据表达内容的需要而采取相应的表现手法。

第三,作为汉代两部纪传体经典史著,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具有巨大的感染力,它们不仅仅向我们提供了一些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,而且通过这些形形色色的人物,使已经消逝的历史变成可以让人重回历史现场、身临其境的生动画卷。但《汉书》传写人物的成就也略逊《史记》一筹。《史记》中不少篇章真实地叙写了人物性格的丰富性和复杂性。《史记》总是通过生动曲折的情节、矛盾剧烈的场面、个性化的语言、心理活动等表现人物性格,而在《汉书》中,有的被省略、有的被删节,便影响到人物性格的丰富性。总体看来,《汉书》中的人物不如《史记》中的人物生动传神、血肉丰满,因而其文学性亦不及《史记》。

第四,《史记》与《汉书》的语言风格也大不相同。《史记》语言感情浓烈、气势奔放、简练畅达、生动形象,完全是文学家的语言;《汉书》简洁整伤、典雅规范、准确严密、韵味深长,堪称史家语言的典范。《史记》浪漫主义风格,爽快淋漓,不拘形迹,无腐儒气息;而《汉书》喜用古字古词,比较难读。固杨万里说,“司马迁是李太白,班固是杜少陵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