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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管谟业】莫言文学创作的经历与过程

分类:初三辅导 日期:2017-08-10 分享到

  莫言原名管谟业,1955年出生的时候,已经是大家族里的第四个孩子,除了自己的两个哥哥和一个姐姐,还跟叔叔一家住在一起,此后,婶婶又生了三个儿子,全家十三口人挤在五间土房子里。他那个年代的大家庭,用大哥管谟贤的话说:“大人天天忙着干活,一天到晚想的是怎么填饱一家人的肚子,哪有什么欢声笑语和温暖可言,父母的爱被生活重担所淹没,只能埋在心里。”莫言3岁的时候,就赶上了“大跃进”,此后,又是三年困难时期,吃饭问题成了农村的头等大事。

  饥饿

  饥饿,成为小莫言童年的第一波记忆。后来,在他的成名作《透明的红萝卜》中,莫言对主人公“黑孩儿”的描写便是自己当年的写照“他的头很大,脖子细长,挑着这样一个大脑袋显得随时都有压折的危险。”此后,有关饥饿的描写,就一直贯穿在莫言的作品中,真真假假,多半都来自他的生活经历。1961年春,村里的小学拉来一车煤块,那种亮晶晶的东西孩子们从来没见过,有人跑上前拿起一块就啃,其他孩子也扑上去,每人抢一块吃起来,那种味道直到今天还让莫言记忆犹新。后来他把这一情节写进了长篇小说《蛙》。在《丰乳肥臀》中,莫言描写母亲上官鲁氏奇特的偷粮方式她给生产队拉磨,趁干部不注意时,在下工前将粮食囫囵吞到胃里,这样就能躲过下工时的搜身检查。回到家后,她跪在一个盛满清水的瓦盆前,用筷子探到自己喉咙里催吐,把胃里还没有消化的粮食吐出来,然后洗净、捣碎,喂养自己的婆婆和孩子,以至于后来形成了条件反射,只要一跪在瓦盆前就想吐。这样的情节听着离奇,但却是莫言母亲和村里好几个女人的亲身经历。

  莫言曾经说过,文学其实是一种记忆。有时候在写作时打开记忆的闸门,对饥饿的恐惧和仇恨就会一泻千里。至今,莫言仍然对食物保留着一种天然的敬畏。妻子杜芹兰告诉我们,几十年来,无论名气多大,他对吃一直没有要求,因为小时候吃不到面,现在尤其喜欢吃面食,馒头、面条、包子,永不厌烦。至于饺子,无疑算得上是最高的礼遇了。

  为了哺育自己的孩子,母亲往往要承担更大的苦痛。莫言的母亲,本名高淑娟,但却连使用自己名字的机会都没有,生产队里的记工册上一直写的是管高氏。在母亲两岁时,其亲生母亲就去世了,跟着姑母长大。17岁时嫁到管家,她身材矮小,缠着小脚,体重只有七八十斤,却要承受繁重的体力劳动。常年的过度劳累,让她患上一身病,哮喘、肺气肿、肛肠疾病……小莫言的记忆里,每逢夏天,母亲必头疼,在家里呕吐怕婆婆和妯娌嫌弃,每晚就跑到胡同里用手扶着柳树呕吐;到了冬天哮喘病就发作,浑身没有力气,一行动就喘息不止,只好天天坐在炕上。在她最后的10年岁月里,莫言每次回家探亲,都要陪着母亲去医院。一次采访中谈及童年最深刻的记忆,莫言答道:“是母亲的叹息。”

  旧时的大家庭中,母亲大概是最没有地位的人了,上有公婆,下有子女,除了忍饥挨饿,还要频繁承受生育之苦。莫言的母亲总共生育了8个子女,但活下来的却只有4个。母亲曾经告诉莫言,自己怀过一对双胞胎,那时候“肚子大得自己都望不到自己的脚”,但还是要顶着烈日下地干活。到生产那天,中午还在麦场打麦子,直到羊水浸湿了脚才被允许回家,下午生产,晚上赶上暴雨,又要挣扎着起来去麦场抢收麦子。双胞胎没活几天就死了,母亲也落下了一辈子的妇科疾病。

  1994年1月,母亲走完了自己苦难的人生。莫言回家奔丧,回到县城南关的小院时,一度万念俱灰。想起自己曾经在北京积水潭地铁口看到的那一幕,那是一个来自农村的妇女,正怀抱两个孩子哺乳,莫言呆呆地看着这一幕流下了眼泪。他把自己关在南关的小院里三个多月,中间除了去过两次教堂外几乎没有出门,一口气写下了50万字的《丰乳肥臀》。

  在这部小说的开端,莫言用大量篇幅来描写母亲上官鲁氏的一次生产。婆婆从大街上扫了一簸箕浮土铺在炕上,让上官鲁氏自己来生,她和家人则忙着去为驴接生。这种把孩子生在土里的方法,是当年普遍的真实做法,莫言当年也是生在父亲收来的一堆土里,或许也是一种隐喻,生命的开端就与土地紧密相连。

  饥饿、土地、母亲、生育,是莫言小说里最常见的要素。不止于此,莫言还不惜笔墨对女性做了浓墨重彩的阐释。莫言的奶奶是个性格刚烈的农村妇女,据大哥管谟贤回忆,奶奶的胆子比爷爷还大,有一年鬼子来砸门,爷爷去开,鬼子一进门就把爷爷踢倒,刺刀对准爷爷的胸口,吓得爷爷面如土色,倒是奶奶镇静地走上前去把爷爷扶起。此后,只要听说鬼子来了,爷爷就先跑了,往往由奶奶留守,哪怕后来的八路军、解放军来了,开大会也都是奶奶去。或许是受了这个影响,莫言笔下的女性,往往性格要强,率性洒脱,《红高粱》里的“我奶奶”就是一例。莫言甚至说过,他认为女性才是世界秩序的缔造者。莫言当年5岁才断奶,他着力塑造了患有“恋乳症”的上官金童这一角色,也算是对自己、对男性、对内心懦弱的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群体一次深刻的自我检视。

  孤独

  据现存的《高密管氏家谱》记载,高密管氏世居胶东,据考证是春秋时齐国宰相管仲的后代。历史上因为从军、做官或战乱等原因,曾迁居过江苏海州、浙江龙泉及江淮一带。莫言家所在的这一支,于明洪武年间迁居到高密城东的管家苓芝。民国元年,因与人打官司败诉,莫言的曾祖父带领家口迁居到高密东北乡平安庄。

  其实,东北乡只是一个民间的称呼,因为平安庄地处高密县城东北方向,当地人习惯以方位来指称。行政区划中的平安庄,乡镇合并前属于大栏乡,地处胶河南岸,地势低洼,最高处也不过海拔8米,连年洪水,是一片荒地,因适宜放牧、多牛栏羊栏而得名。从管家苓芝迁居此地,当地人称之为“下洼”,实属迫不得已来此开荒。

  莫言是伴随着家族的衰败来到这个世界上的。本来曾祖父一辈来到这里是白手起家,但靠着祖父三兄弟的卖力经营,到“土改”的时候,管家却划成了中农。中农在当时是团结对象,地位虽然没有地主那样卑微,但也算不上是主流。可当时的山东地区,在康生领导下,土改走“极左”路线,斗争形势格外激烈,莫言这样的中农家庭在村子里矮了半截,这种边缘性的身份与孤独一直伴随着他的童年和青年。

  莫言的父亲管贻范,生性严厉,个子高大但沉默不语,当地人习惯说他长有“虎毛”,管教孩子不怒自威。一直到今天,村里人说起莫父,仍是尊敬有加,哪怕是孙子辈的媳妇穿衣打扮也必须得中规中矩,稍有出格就免不了要挨他的责骂。他自解放前就为共产党队伍征粮,后来一直在人民公社当会计,干了33年才退休,但却一直没能入党。因为成分不好,父亲一辈子行事谨慎,为生产队买支钢笔记账都要公社书记批准才敢。小时候的莫言没少挨父亲的揍,有一次下地干活因为肚子饿极,便拔了个萝卜吃,后来被人告状,被罚跪在毛主席像前,被父亲知道后,差点把他打死,母亲和姐姐都不敢去劝,只好求助隔壁的六婶去请来爷爷才算解围。《透明的红萝卜》就是根据这一经历写成的。

  莫言的童年,正是中国政治运动最为频繁的年代,“反右”、“大跃进”、人民公社、“文化大革命”,一波接着一波,个体命运被裹挟在宏大而扭曲的政治浪潮中,飘摇不定,随时都有覆灭的危险。作为家里的小儿子,莫言不仅有点嘴馋、偷懒,长得丑,又爱说话吹牛,为此没少惹事,在家里并不受待见。后来,在解释《四十一炮》这篇小说的篇名时,莫言自述自己这样爱说话的孩子在村里就叫“炮孩子”,意思是说话像放炮,毫无遮拦。

  1966年“文革”开始,正在读小学五年级的“炮孩子”莫言终于为此付出了代价。那一年,在华东师范大学读中文系的大哥回家,带回了一些有关上海“一月革命”的材料,莫言看后,也学着带领一帮同学搞起了造反。他们组织了一个“蒺藜造反小队”,之所以起这个名字,就是考虑到“蒺藜”虽小,但全身硬刺。莫言亲自写了造反小报,带领同学撕了学校的课表,但是很快就因为队伍里出了“叛徒”而被镇压了。由于升初中需要贫下中农子弟的推荐,莫言被清除出了学校,只能下地务农。现在说起这些,大哥还觉得有愧于他。

  离开校园,事后看,对莫言是一把双刃剑。不满12岁的他还干不了农活,只能放牛、割草,作为被集体所抛弃的一员,他感受到一种无法摆脱的孤独和自卑。学校就在自己的老屋旁边,每次牵着牛路过,听着教室里传来的读书声,莫言就会感觉自己比别人矮半截。中断学业曾经是莫言的一个心结,直到1984年考入解放军艺术学院才算解开,他激动地给当时在湖南当中学老师的大哥写信:“我终于得到了一个扔掉小学肄业帽子的机会,因此我感到有几分高兴。”

  但是,一个人放牛割草的日子,又让他获得了与大自然亲密接触的机会。莫言坦诚,自己在小说中对自然的描写,对动植物、声音和颜色的细腻感知,就源自那段时期的生活。老房子就建在胶河岸边,那时候还没有高高的河堤,推开后窗就能看到宽阔的河面,遇到发大水,白花花的浪头翻滚而来,就像拥挤的马头。莫言描写洪水的样子,引起了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的好奇,2002年春节时他专程来到莫言老家过年,看到河的样子才算解了心头之惑。

  虽然不能上学,但莫言并没有放弃读书。二哥管谟欣还记得,当年他和莫言常常为了争书看而闹得不可开交,大哥留下来的书读完后,兄弟俩就去借村里人的书,本村的读完就去外村借阅。为了借书看,莫言和二哥轮流给人推磨,推10圈磨才能换一页书读。断断续续几年下来,莫言已经熟读了《聊斋志异》、《水浒传》、《七侠五义》等古典小说和《林海雪原》等现代小说,实在没书读的日子就读《新华字典》。直到今天,二哥还保留着这本珍贵的《新华字典》,泛黄发黑的纸上透着油光,扉页上歪歪扭扭写着几个字:“大栏小学,管谟业。”这种自由散漫、天马行空般的阅读和思考,反而奠定了其日后写作的基调。

  离家

  饥饿,孤独,身份的自卑,以及大家庭生活中的压抑,莫言在21岁之前所想、所做的努力,就是为了有朝一日能够逃离家乡,为此他尝试过各种办法。

  大祖父是远近闻名的老中医,尤其擅长妇科和儿科。退学在家的日子里,有一段时间莫言曾经跟着大祖父学医、读医术,但因为大祖父是地主身份,土改时被扫地出门,唯一的儿子跟着国民党去了台湾且多年来生死未卜,要想靠行医跳出农村几乎走不通。

  考大学似乎是最好的出路。大哥管谟贤1963年考上华东师范大学后,对莫言的触动更大,成为他儿时梦寐以求的榜样。大哥向我们回忆,有一年寒假回家,莫言趁着他睡觉的时候,偷偷摘下大学校徽别在自己胸前跑到街上向小伙伴好好炫耀了一番。“文革”后期,大学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,按政策莫言或许还有点机会,但现实中大学招生名额很少,不等到村一级就被瓜分完毕,莫言一直也没有真正获得过这样的机会。为此,他还给当时的教育部长周荣鑫写信,给省、地、县、公社的招生小组领导写信,但却始终未能如愿。村里人知道他在做“大学白日梦”,都用异样的眼神看着他,生产队里的贫农代表更是毫不客气地指出:“你这样的能上得了大学,连圈里的猪也能上。”

  1973年,在河崖棉油加工厂当会计的叔叔给莫言介绍了一份工作,让他去过磅组当季节工,每年棉花收获的季节,去干两个月,负责过磅和记账,每日工资1。4元,回去还要给生产队交一部分。这份工作虽然看不到什么前途,但最起码算是莫言第一次离开了自己的村庄。有一段时间,厂里组织“批林批孔”,莫言还负责办过黑板报,唤醒了他潜在的写作才华,也算收获一些自信。直到1976年去当兵,莫言在棉油厂断断续续干了4年。他后来回忆,一次集体劳动中,莫言受到了领导的表扬,算是他长这么大以来第一次受到表扬。也是在这里,莫言结识了自己的妻子杜芹兰。但作为一个没学历没身份的临时工,要想当正式的工人,也是希望渺茫。

  除了考大学,农村孩子要想跳出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日子,还有一条路可走当兵。但是,从17岁开始,莫言年年报名,年年体检,却从未成功,不是体检不合格,就是政审不合格。二哥管谟欣回忆说,三兄弟自幼都有当兵的梦想,大哥拿到过入伍通知书,但却在最后时刻被别人顶替,他自己也是年年体检合格但年年走不成,有一次竟然是在集中报到的前一天被人替换下来。

  莫言的转机出现在1976年。这一年,莫言已经是第四年报名参军,为了能当上兵,他没少下工夫,碰巧当时公社武装部领导的孩子也在棉油厂上班,莫言就注意与他搞好关系。叔叔也找人帮忙,从厂里给莫言报了名。天时地利人和的是,这一年,生产队的领导和贫农代表们都在外地出工,没了人打小报告,莫言终于如愿当了兵。

  离开家乡的那一天,别的人都哭哭泣泣、恋恋不舍,只有莫言满心欢喜,他头也不回地坐上了开往军营的汽车。可是,到了黄县的部队,莫言才发现,虽然能够吃饱肚子穿暖衣服,但搞不好当几年兵还要回到那个带给他饥饿和孤独的家乡。

  大哥管谟贤回忆,入伍后,莫言给他写了一封信,这也是他第一次看到莫言写的东西。“当时为之一惊,那时候的作文都是”遇到困难,背诵语录,战胜困难“的三段论,莫言的信却是有人物、有情感。”在湖南当中学语文老师的大哥还曾把这封信拿到班上读给学生听。在信里,莫言除了表达成功入伍的激动之外,更多的则流露出一番失落之情。因为他所在的部队属于总参谋部下属的一个保密部门,军营里唱主角的都是有着高学历的技术人才,像莫言这样既没学历又没技术的新兵,只能被分去做饭和站岗。很不幸,莫言连做饭的机会都没得到,他只是一个普通的哨兵。

  怎么办?如果这样下去,过几年退伍后难免又得回到那个自己一直想离开的家乡,又得过上土里刨食的日子,又得受到贫农们的白眼和讥讽。恢复高考后,部队里还曾想推荐他去参加高考,莫言非常珍惜,跑到黄县中学去借书、听课,但最后却被告知,名额没有了。无奈,莫言想到了写作,若是能在军旅刊物上发表几篇文章,说不定能够获得提干的机会。看上去,这是他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了。刚开始大哥还有些担心,“从来写文章都是个危险的差事,家里成分又不好,生怕出问题,但却又是没有办法的办法”。

  位于县城南关村的莫言旧居。莫言婚后曾在此居住多年,他前期的部分作品便是在这里创作完成

  那段时间,莫言写得很苦,但并没有什么收获,投出去的稿子都是石沉大海。由于压力大,他开始大把大把地掉头发,被胃病和鼻炎折磨着。虽然后来调往保定当教导员,但他仍焦虑无比,如果作品不能发表,就几乎没有提干的希望。在1980年5月份一封写给大哥的信中,莫言让大哥寄来他认为有参考价值的各类书籍,他说:“这是我能否达到目标的最后一次”垂死挣扎“,是破釜沉舟的背水一战,成败在此一举。”

  1981年10月7日,莫言又给大哥写了一封信,信中说,他的提干已经有眉目了,暑假里写了一篇小说,发表在保定的新刊物《莲池》上。“真是瞎猫碰了死耗子,这篇东西费力最少,一上午写成,竟成功了,有好多”呕心沥血“之作竟篇篇流产,不知是何道理。”

  这就是他公开发表的第一篇小说《春夜雨霏霏》,有了这篇作品,如果提干能够顺利通过,最起码莫言不用再担心回家务农了。他告诉大哥,自己就快要当父亲了。“往事不堪回首,几十年,一场梦幻。我马上也要30岁了,再不努力真的就完了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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